[转帖]我们的小组家庭
这里的小组不是学校的小组，而是知识青年下乡的一个基本单位。之所以叫做小组，与学校班组的建制不无关系，知识青年下乡，毕竟是从学校的母体中脱胎而出的，尽管当时的学校早已停课两年多了。
在所有的叫做"小组"的名称中，知青的这个"小组"是关系最为密切的，它几乎就是一个家庭，一个由十来个青年男女组成而没有家长、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这是人类自有"家庭"以来的一个极为特殊的现 象，是中国自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西方"乌托邦"理想以来的一次空前的实践。参加的人数空前之多。笔者不是社会学家，未作数字的统计，但当时的老三届只有极少数人幸免；持续的时间空前之长，五六十年代之间的先驱者姑且不论，就以笔者的下乡时间而言，自68年下乡，76年分配到煤矿工作，也已经有八年之长。恰如当时流行的一句"样板 戏"台词："八年了，别提它了。"
我们的这个家庭是由五男五女组成。刚到乡下时，还有一位女生和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几天也许是十几天就病退回去了。这大概是知青史上最早的病退。以后，"病退"就成为了知青回城的"终南捷径"，笔者也曾经练习过用力夹紧温度计，练习过怎样可以保持发烧的状态，终因悟性太差而失败；也曾喝过黄胆性肝炎患者刚刚喝过的水，吃过当地叫做"米心子"的猪绦虫肉，也终因运气太差或者是由于身体太好而未能得逞。"终南捷径"，恰如我刚刚电脑打错成的"终难捷径"。但当时这位女生是确实有病的，可能是少一个"腰子"或者少两个"腰子"， 依稀还能记得她的模样，脸色是白还是黄，反正是毫无血色，穿着一身 浅黄色的旧军装。我们一直把她送到县城依依惜别，从此再无音讯。对了，想起来了，她姓宋，30年一别，别来无恙否？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也许就是这样得到生态平衡，我们这个小组从此就是五男五女地成为了一个家庭。村人们以为我们是配好了对儿的，于是根据各方面的情况给我们配了对儿：
组长白国利长我四岁，是全组的灵魂，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由于他下乡之前就已经是我所在的80中的革委会副主任，本已内定留校任教，并且会是以后的副校长，前程本不可限量，却主动请缨，由此可知他志向的远大，这也就奠定了我们这个小组的非同一般，奠定了本小组在当时情境下的正统性。这将使笔者的这一段生活经历缺少了一般知青生活的偷鸡摸狗、或者男女在性方面的大解放。譬如当时我们也常常听说有的小组外边的门一插好，里边的门就不管用了；或者是打扫卫生打扫出了避孕套等等的绯闻。潜意识里未必不想也这样地"世纪末"一 把，但是由白国利治理的小组的成员是不可能这样去"学坏"的。好焉 坏焉只有天知道，但至少本书少了一些可读性，但也多了一些高雅。事情总是这样的辩证。关于白国利的故事足可另章单表，此时村民们为他配的对儿是小组的二把手管云。
为什么大家看着白、管是一对儿，笔者没有考证，但是白之于管的提拔重用，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刚到乡下时，只有一个副组长骆山，骆山虽然也是老高三的，给人的印象却像是长了一辈儿，他似乎永远是严肃的、认真的，一开始我和全组最小的谷建民还与他开玩笑， 蹿到他的背上，拿柳树条比划着，叫着："骆驼快跑！"几个回合下来就知道了他的厉害，恭恭敬敬地聆听他的教训。在集体生活两三个月后，在一次全体会议 上，白国利正式宣布了管云为第一副组长，骆山改为第二副组长，也许是出于政治上的平衡，同时又宣布了与骆关系密切的赵凤仪为掌管全组财政大权的第三副组长。我在学校时，一直都是拔尖的，现在只好当平头百姓。不止是我，与我班儿对班儿的杨可，来前是初二年级的副连长，手下有8个班400多人马，现在也和我一样做组员。可知这个小组的特殊 性，而白国利治组如治国的政略也就可以知其一斑了。
在老乡给我们配对儿的五对中，只有骆与赵真的谈过朋友，以后为什么没成，就不可考证了。所余三对儿，年龄都小，可能连想也没想， 不过，也不在年龄，我们组里年龄最小的是一个叫做"小柳伟"的女孩儿，（她与"大刘伟"同音。故以大小别之，现在，小柳伟"泥牛入海无消息"，但我们见到大刘伟时，还是习惯称她为"大刘伟"。）倒是她先结了婚。是和本村的一个叫做于成的青年农民好了，结婚那年刚刚18岁。我们送去了四卷毛选，作为娘家的礼物，这也是当时的时尚。以后，她的生活很苦，到底生了几个孩子，我也记不得了，因为我也很快离开了小组，离开了这个村。但小柳伟生的孩子，自己在炕上爬，炕上 铲来一堆沙土，屎尿在沙土里一埋就万事大吉。这个印象还深在脑中。
迁入新居之后，我们买了一头猪，养了十几只小鸡，俨然是农家居家过日子的样子。
谁来做家中的主妇呢？是十个人轮流值日。值日的人不去上工，留在家中做家务，包括做饭、喂猪、喂鸡、挑水，雨天的时候要想着快点儿抱些干柴进屋，否则就要断炊。持家高手像赵凤仪，能很轻松地做好饭菜，还能顺便帮助大家洗洗衣服，然后，自己还能有个美睡；能力弱的，值日就要手忙脚乱，不是来不及填柴熄了火，就是贴饼子火候大煳了锅。这自然就是我。
女生中生活能力弱一些的是马文新。她长得文文静静，说话慢声细气，一看就知道是大家出来的女孩儿。她也时常出笑话。一次，她值班做饭，正赶上下雨，大家都歇工在家。白国利看见那边猪一个劲儿地拱门，饿得直叫唤，就问："今天谁值班，猪喂了吗？"马文新应声道："是我呀！今天不是歇工吗？"大家想了想，乐得前仰后合。大家都歇工，猪的肚子也不能歇工呀！
另一次，马文新喂鸡，猪老是拱过来抢食，轰也轰不动，马文新就用脚挡住猪嘴，大花猪急了，一口咬住她的纤纤玉足，幸亏是冬天，穿的是棉鞋，只是鞋子被咬出个大洞。
马文新的故事似乎都与那只大花猪有关。到了年底时，我们请人来帮助杀猪。杀猪是在两个房间中间的厨房进行的，两边的大铁锅都要烧上滚烫的水，因为要几个小时地烫猪毛。一瓢瓢的开水浇上去，然后用 手拔毛。马文新躲在房间里，怎么也出不了屋，她实在不能看到这只死猪。
最后，情急之下，她勇敢地从窗口闭着眼睛跳了下去。
我们的小组家庭是何时解体的，难以界定。小柳伟最小却第一个出嫁，然后，是男生中年龄最小的谷建民分配到矿山，到1975年夏季我送走杨可，就只剩下我老哥一个了。
劫后重逢，已是30年之后。
一家人的情感依然在大家的心底珍藏着。
办回北京最晚的是"家长"白国利，而且家境最为困难。他的儿子考高中时，拿不出学费，几次想上职业高中。但白国利却拿出一千元钱捐给了希望工程。他最为深切地体会孩子不能上学意味着什么。赵凤仪闻讯，紧急与其他同学商议，大家凑钱来帮助白国利的儿子上学。 这些都是我最近才听说的，因为，那时我也在失踪者之列。
几次相聚，总是五位。像是一轮满月的半轮。
东坡有词："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斯是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