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诗研究之：序 论

序  论

古代有散文诗吗？没有，原因有二，其一，古代从来就没有散文诗一名，其二，所谓古代的“前散文诗”、“类散文诗”与现代散文诗在质性、表达功能及语言上都有极大的差别。郭沫若在30年代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国古代虽无‘散文诗’之成文，然如屈原的《卜居》、《渔父》诸文，以及庄子《南华经》中多少文字吾人可以肇锡以‘散文诗’之嘉名者在在皆是”[1]，当代许多评论家包括在一些散文诗人也跟着说我国自古就有散文诗，甚至有些人坚持“国粹主义”的姿态，干脆否认散文诗是从西方传来中国的事实，认为外国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为什么外国有散文诗，我国中国就不会有散文诗呢？这种观点主要肇因于说话的人根本没有深入地、理性地阅读散文诗史，没有深入地、理性地体会和辨析散文诗的质性、表达功能以及语言特性。文体学有一种大家大致都予以认同的观点：“在文学形式发展的每个阶段里，当时都有某些内在的技巧方面的可能性，其中被实现的只是那些应当时社会生活所需要的”，[2]这句话的意思可分两层理解：1、文体是不断变化的，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古代之文学未必不如今日之文学，而今日之文学未必有不如古代之文学者，文学体裁作为一种形式，在它的表现技巧已被当时的文人取用殆尽之时，另外的一些“技巧方面的可能性”就要产生，“诗之余”的词曲，神话传奇之后的小说，都是这种“技巧方面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历史事实。2、新的文体必为当时的社会生活所需要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心理积淀，有什么样的时代风气，这些方面都有力地制约着旧文体的延续和新文体的生成，而只有那些能够与当时的社会心理积淀和时代风气取得同步共振，或者说得到了一种“异质同构”的谐和状态的新文体，才能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扎根、生长。
散文诗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生成的，当初波德莱尔说：在这怀着雄心壮志的日子里，我们哪一个不曾梦想创造一个奇迹——写一篇充满诗意的、乐曲般的、没有节律没有韵脚的散文：几分柔和，几分坚硬，正谐和于心灵的激荡，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跳。[3]身处资本主义的病态现实，波德莱尔面临的人生图景与十九世纪之前的法国社会已判然有别，在人性和神性都面临着现代机器文明和都市文明的宰制和异化之时，敏感的、苍白的，高贵的波德莱尔发现了得用这种诗意的散文，这种没有节奏和韵脚的新诗才可以表达那种心灵压抑的状态，人格异化的痛楚，日益逼人的孤独感与“异乡感”。《巴黎的忧郁》第一篇散文诗赫然题为《异邦人》，那个身处发达资本主义时期巴黎的异邦人，以不容商量的口气对现实世界包括亲人、朋友、祖国、金钱、美人和上帝全盘否定，因为亲人、朋友、祖国、金钱、美人以及上帝在资本主义的大都市已失去了原初意义，人性异化的时代使人生的自由和谐遭受野蛮的宰制，生命的意义被分割得七零八落，这个异邦人才以十分伤感的基调表达了他对那个社会的批评以及心灵的向往，最后他似在喃喃私语：——我喜爱浮云，……飘过的浮云……那边，……那些令人惊奇的浮云！这些浮云寄托了波德莱尔多少无可诉说的孤独感，通过仰望浮云神情与俱这个典型的具体的态度，表达了他对身外的那个时代的种种病态和污浊是多么的绝望和伤感。《恶之花》、《巴黎的忧郁》出版之后，遭到官方的呵斥，但是它们很快就在法国的文坛掀起巨澜，并从而宣告了一种新的文体的诞生，而这个新的文体正是在人类遭逢科学理性主义的时代所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它适应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需要，反映了物质至上时代人类的心灵迷思以及因为这种迷思而要发泄、倾诉的欲求，它更加注重个体心灵的内部真实，坦露心灵世界的潮流暗涌，篇幅不大，却能于方寸之内凝蓄突发而至的诗意，以与时代和人生通电交感，震撼人心，其惊遽之美和空灵之感足以引人遐思，以作现代人精神的无穷遨游。
我在《散文诗如何独立》一文中将散文诗表述为现代人类内心情感的语流文体，主要就是试图从语言特性这个可以分析出个头绪的对象上寻绎散文诗与诗、散文（赋、小品、随笔，今天所谓的美文、杂文）的区别，当然它们之间确实有些难以区分，但如果我们更进一步从功能上，表达的内容上以及结构上加以界定，那么，散文诗作为现代生活背景之下一种独立文类的界定还是可以成立的。目前，大陆、台湾以及香港的作家、诗人和评论论家意见不一致，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散文诗的独立品性还是可以触摸得到的，也有些学者从目前西方文学写作的“非文类“（NON-FICTION）趋势出发，认为目前不必非得给出一个言之凿凿的界定，因为它本身还在成长，我的看法是，不管要不要给它一个明确的理论界定，把它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个文本对象来进行必要的整理，梳爬以及初步的理论分析，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对于新诗的研究，对于正方兴未艾同时创作水平也参差不齐的当下散文诗的写作来说，都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散文能不能改名“语流文”呢？因为长期以来，散文和诗的双向收并弄得散文诗名无定份，造成了不少的歧解和歧见，而“语流文”正是散文诗最为突出的内在特质，而关于这种语流的特质，拙著在下文作进一步讨论。现在我们来看波德莱尔的经典的语流文——《头发中的半球》。
头发中的半球
让我长久地、长久地闻着你的头发的芳香，把我的面孔整个地埋在你的头发里面，像一个口渴的人把头伸到泉水里，同时，用我的像香手帕一样的手摇晃你的头发，以便把无数回忆抖到空中。
如果你能知道我在你的头发里看到的一切！感到的一切！听到的一切！我的灵魂神游在芳香上面，就像别人的灵魂神游在音乐上面一样。
你的头发蕴藏着一个完整的梦，充满了船帆和桅杆的梦；它也包藏着大海，海上的季风把我带到那些迷人的地方，那里的太空显得更蓝更深，那里的大气充满果实、树叶和人类肌肤的香味。
在你的头发的大洋里，我恍惚看到一个海港，那里充满忧郁的歌声，麋集着一切种族的强壮男子，在那飘荡着永远的暑气的广大天空里漂着很多显得结构复杂而精致的各式各样的船舶。
抚摸着你的头发，我又想起一段长时间的郁闷的心情，在一只美丽的海船的房舱里，在海港的轻微的横摇之中，在一些花瓶和凉水壶之间，坐在长沙发上感到的那种郁闷。
在你的头发的炽烈的火炉里，我闻到混有鸦片和糖味的烟草气味；在你的头发的黑夜里，我看到辽阔的热带蓝天闪闪发光；在你的头发的长满绒毛的岸边，我沉醉在柏油、麝香和椰子油的混杂的气味之中。
让我长久地咬住你的又粗又黑的发辫。当我咬住你那富有弹性的难以理顺的头发时，我就觉得好像是在吞噬着回忆。

经验、回忆、幻觉和想象，这就是这篇散文诗以“巫术”般的语言表现的另一种真实——一种更抽象的现代生活，波德莱尔在《献给阿尔塞纳·乌塞》一文中，曾指出他要以“绘画似地描绘古代生活的手法来描写现代生活”，所谓现代生活，也就是在一个重商重利的时代，社会的畸变和人的更加复杂乖戾的内心世界，就《头发里的半球》这篇散文诗来说，诗人所欲表达的内心感受就染上浓烈的现代忧郁情绪，这里面有现代人的疏离、郁闷、逃避、揶揄等情绪的显示，他把人的头发想象成泉水、音乐、大海、海港、郁闷的心情、火炉、黑夜以及种种，诗人是想用他的想象力和审美力带给读者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而我这儿所说的语流也绝不是意识流、波德莱尔把意识流称为“心的敏感”，而“心的敏感”不是绝对地有利于诗歌创作，一种极端的心的敏感甚至是有害的，对于“心的敏感”来说，“想象力的敏感”才至为重要，因为“想象力的敏感是另外一种性质，它知道如何选择、判断、比较，避此求彼，既迅速又是自发的”[4]，也就是说散文诗语言的语流性特征受制于作者审美情感和艺术直觉的审视和选择，它绝不只是“摹写自然”。
发端于十七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而形成于十九世纪中期的现代科技文明带给人类的精神危机，到目前有没有消失呢？现代科技工商文明不可阻挡的扩张而形成的“铁笼”（马克思·韦伯）有没有自行拆除呢？回答是否定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马修·阿诺德说：“文化（指精神生活的温馨的完美）欣然承认，大赚其钱和工业主义的扩张是必然的和必要的，未来将从中获益，但同时也坚持，几代工业家……将为过往烟云，为这种必然性所牺牲[5]。而且，这种必然性殃及的对象除了工业实业家之外，群众、清教主义者以及言论自由的倡导者概无例外，也就是说，“文化”在现代科技工商文明的冲击之下，将变得支离破碎，现代人将没有精神生命可言，没有灵魂可守。本雅明称波德莱尔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再现”的诗人，揭示了当代都市中央“震惊”因素的诗人，无疑他认为只有象波德莱尔以及卡夫卡这样着意以“巫术”般语言揭示存在的本真，“使事物从一个实用计划中直接带入思想的行文中”的诗人和小说家，才是现代社会环境之下真正的伟大的歌者，关注强迫性的“意愿记忆”的诗人以及“室内诗人”。[6]
阿诺德所预言的现代文明进程的“必然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即是现代社会的种种病态，在今天科技信息化的时代有所舒缓了吗？没有。现代社会的种种病因不但没有消除，相反，物质文明所造成的人类灵魂的麻木与隐患依然与日俱增，并且，连肉体的生存也因核武器的不断膨胀扩散而受到巨大威胁。因此，阿诺德和本雅明的深深忧虑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首先觉醒的诗人波德莱尔的敢于以个人的觉醒反抗、抵御“大众”的批判锋芒和真诚态度从开始就是散文诗这种现代文体的文脉。





[1]  王光明：《散文诗的世界》，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第4页。

[2]  同上，第6页。

[3] 张吉武、秦兆基：《中外散文诗经典作品评赏》，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14页。

[4]  郭宏安译评：《恶之花》，桂林：漓江出版社，1994，第177页。

[5]  阮炜：《二十世纪英国小说评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16页

[6] “意愿记忆”，普鲁斯特语。普氏认为意识通过为理性服务的“意愿的记忆”来对个体的存货加以清点。通过这样一种清点，个体便在某种意义上“经历”过了某个事件。但这种“在清醒的意识上发展起来的训练”（沸洛伊德）的结果却是：“它使大脑皮层的某个部位如此经常地受到刺激的打击，以致于它提供了接受刺激的最好条件”——在缓冲刺激的同时，意识已越来越被毁坏，越来越不中用，以致越来越成为敌意的外界的帮凶了。机械技术——新闻报道，照相等对人实施的日复一日的刺激已成为一种持久的固定的训练，它们直接诉诸感官，从而把个人从传统和经验的世界里分离出来，孤立起来。因而“意愿的记忆”并不能帮助重建自我形象，把体验同自我的经验世界联系起来，在成为有意识的过程中，“过去一点痕迹也留不下来”，这是“意愿记忆”的规律。参见张旭东、魏文生：《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北京：三联书让，1992，第21页。